疫情就良知遗址教会了我们什么？

疫情正在教会我们什么关于良知遗迹的道理？
新冠疫情影响着我们世界的方方面面，以数不清的方式波及文化与遗产领域。确实，从法国的艺术画廊到塞内加尔的历史遗址，「博物馆界」是全社会中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目前世界上几乎每一座博物馆和历史遗址都对公众关闭。
对此，许多良知遗迹开始思考的不仅是在这种新常态期间如何最好地调整自身平台，还有这一时期可能就记忆与实体场所未来的角色教会我们什么。这场危机如何重新确认或改变了我们关于场所力量的观念？我们将把什么从这段时间带走——在后勤保障、主题内容和情感层面——而我们又会乐于把什么留在身后？
当然，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事实上，从多种视角探讨我们的各种选择，正是联盟应对变化与成长之方式的核心。在此我们汇集两种不同的观点，关于良知遗迹在这一新环境及其后续影响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一种来自意大利北部的蒙特索雷和平学校基金会（Monte Sole Peace School Foundation），该地经历了最早且最具毁灭性的新冠疫情暴发之一；另一种来自 Gulag.cz，它是联盟在捷克的成员，记录苏联劳改营的情况，并长期依靠虚拟平台接触其受众。
意大利的第一道法令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生效——使意大利成为亚洲以外第一个因新冠疫情实施全国封锁的国家。直到不久前，在感染和死亡人数方面，该国仍是仅次于中国、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并且在过去几周里经历了日益严格的健康防护与隔离限制。和许多博物馆与历史遗址的从业者一样，我们蒙特索雷和平学校基金会在此期间发现自己依靠数字档案和虚拟藏品，这自然促使我们反思良知遗迹此刻的角色。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如我们所见，良知遗迹在此危机期间继续做它们一贯旨在做的事极为重要：邀请社区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受和个体故事来反思并参与当下的辩论。唯有如此，才能涌现出富有成效的对话，从科学到政治和社会学的多种角度审视病毒。但一个处于隔离中的良知遗迹鼓励这种对话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与本领域的许多人一样，我们蒙特索雷被要求通过线上或其他虚拟空间主持一些工作坊。在许多方面，这看起来合乎情理：这类技术使用广泛，至少能部分弥补今日现实中人际交往的缺失。然而，在考虑这些工作坊请求之后，我们决定不能以这种方式与我们的社区共同参与。这部分是因为我们重视蒙特索雷和平学校实体场所本身的价值。该场所位于一座自然与历史公园之中，园内散落着昔日村庄的废墟，这些村庄在 1944 年由纳粹党卫军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协助下摧毁。在这场仅在一周内进行的暴行中，800 人失去了生命。
当我们谈及自身工作时，我们把它称作一种体验。对我们来说，这个场所必须被亲身感受，而不仅仅通过所见所闻。首先，对我们而言，蒙特索雷关乎你在到访该场所时、在与同次到访的其他参与者及其感受互动时的所感。每一场工作坊都依据该群体的需求来设计。参与者是我们方法论路径的起点，因而随着工作坊中从群体自身涌现出的内容之流，路径也会调整以适应所表达的需求与要求。对 1944 年的历史进程、事件和当事人的知识，成为对导致那些事件的机制进行深入反思的刺激因素。教育者通过与参与者的互动，对人类行动的动态提出疑问与问题，鼓励直接取自日常生活的例子。换言之，在我们面对面的工作坊中，完整的体验至关重要，而如我们所见，这根本无法在远程模式下重现。
在虚拟环境中重现这种感受之所以困难，部分原因是社交媒体和其他虚拟平台往往只关乎个人的观点与意见。你收到的是你想收到的通讯简报。你关注你喜爱的遗址和人士的脸书（Facebook）页面。你营造出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但这个世界只是部分真实的，因为它往往非常片面，只反映你的经历、好恶。然而理想状态下，作为良知遗迹的蒙特索雷激发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一个把你直直投入另一种体验的世界。蒙特索雷提醒我们，我们是多元的，除我们的需求之外还有他人的需求，我们应当关心它们。此刻，我们专注于提醒我们的社区这一点——而对我们来说，通过提醒他们在该场所等待着他们的工作，把社区凝聚在一起，具有一种至关重要而又饱含情感的作用。在这种新常态下，良知遗迹可以扮演一种不可回避的角色：在我们的身体互动受到限制之时，帮助社区保持这种对多元体验的需求。
提醒人们未来需要这些真实的体验，眼下对良知遗迹而言可以是一种有益的实践，并能鼓舞每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都需要的公开辩论精神。如果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虚拟渠道分享信息与建议，就应当明确说明每个情境都不同，一项法令会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的众多部门。关于疫情，我们可以同时承认我们在终结病毒传播上是团结一致的，也承认这在其他情境中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这样做，良知遗迹可以支持其受众，使他们不仅对疫情本身保持清醒和积极，也对我们过去面对、现在面对以及未来将面对的其他挑战保持清醒和积极。
总而言之，处于隔离中的良知遗迹可以成为一个不放弃反思的地方。正如我们在埃及的一位朋友最近与我们分享的，这是一个不断被重复强调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杀人者。如果我们把病毒传给弱势群体，我们就可能致人死亡。作为良知遗迹，我们必须彼此提醒，这在许多不同层面上从来都是真实的：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票、我们的恶习。我们应当把这一经历当作鲜活的提醒——我们可能同时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而不仅在疫情期间，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进入场所受到限制时，历史学家和活动人士如何向人们展示这些地方？在 Gulag.cz，我们的使命是记录西伯利亚被废弃的古拉格劳改营，应对这一挑战已有十余年。首先，退一步说，抵达这些营地本身就极具身体上的艰难——它们散落在西伯利亚荒野的偏远地带，保存程度各不相同。正因如此，这一地区人烟稀少。没有学校组织的赴西伯利亚荒野的考察活动；该地区最常见的访客是当地的猎人和渔民。除了地理上难以到达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意愿去记录这些场所及其承载的故事。
但被废弃的古拉格营地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如果得到妥善记录，它们能够像前纳粹集中营或日本拘禁营遗址那样，照亮 20 世纪历史中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对我们来说，这一价值促使我们探索创建古拉格营地的虚拟形态，并邀请受众在线参观。我们在 2009 至 2016 年间进行了四次赴西伯利亚的实地考察，并借助这些经验开发了这些营地与营房的三维模型。我们最初把这些内容发布在我们的网站 www.gulag.cz 上，并在 2016 年推出了规模更大的虚拟博物馆「古拉格在线」（Gulag Online，网址 www.gulag.online），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们考察的成果，包括古拉格营地的三维模型，以及营地中所发现物品的三维模型、含卫星图像的地图以及全景照片。这些图像配有数十个来自数个欧洲国家的人的故事，他们曾历经古拉格营地，或是苏联其他形式迫害的受害者。
去年，多亏良知遗迹国际联盟和一项富布赖特奖学金，我有机会参观了美国的许多博物馆和联盟成员场所，包括前拘禁营、种植园和其他遗址。说实话，我有点羡慕它们所保存并身处其中的实体空间。既然我们能够用真实的现实讲述类似的故事，又何必费心去做虚拟现实？然而在我访问期间，我一直在介绍「古拉格在线」的下一阶段，它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用作另一种呈现形式。虽然我不能说这些平台可以与身处真实场所相提并论，但人们的反应仍然深深打动了我。这些技术能够带来极其强烈的体验，让人们真切感受到古拉格营地是什么样子，以及囚犯被迫忍受的那种氛围。
虽然没有任何虚拟空间能够复制脚下就是一座前拘留中心或一间牢房的那种感觉，但它能激发其他感受——尤其是如此多此类场所的孤独本性。与一群人——其中往往是陌生人——共同体验一个空间当然有其教益，最好的虚拟现实同样如此，因为它能以相当独特的方式重现许多被隔离者所报告的沉思而疏离的感受。当然，这并非说你可以戴上虚拟现实头显就知道做囚犯是什么滋味，而任何场所——无论真实还是虚拟——的访客都无法真正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不过，每种类型的场所都以自己的方式提供线索，并由此培育理解与同情。
作为良知遗迹，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创建一个巡回展览与流动博物馆，并为学生准备教育工具。新冠疫情危机已经向我们表明，儿童可以——有时必须——在家里学习，完全依靠在线材料。而还有什么比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别处（至少是虚拟地去别处）并在途中学到某些深刻的东西更有趣味，尤其是在此刻？在线选项还为可能的损失提供了一定的财务保障，无论实体场所是因疫情、气候危机还是政治变动而关闭。虽然它们确实需要接入互联网，但同时也让那些或许无力前往特定场所的人更容易接触——无论该场所在自己的国家、另一个大洲，还是在西伯利亚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