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全球与国家绿氢标准的必要性

本博客阐述绿色氢组织（GH2）的全球绿氢标准（Green Hydrogen Standard）如何与新出现的国家和区域标准及定义相互衔接，并以三个例子加以说明：欧盟在 2018 年《可再生能源指令》下对「可再生氢」的定义；美国 2022 年《通胀削减法案》下生产税收抵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门槛；以及澳大利亚拟议的氢能原产地担保（Hydrogen Guarantee of Origin）机制。
在绿色氢组织（GH2）成立后的 12 个月里，数十个国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更高水平能源安全的努力的一部分，制定并完善了各自的氢能战略。最新进展可通过 GH2 国家门户查阅。
即便是粗略审视，也能凸显出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定义与标准四分五裂的局面。首先是那些刻意含糊的「低碳」与「清洁氢」表述（往往极具误导性）。然而即便在绿氢领域，各战略与政策对可再生能源的定义也大相径庭。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边界、氢被视为绿色所对应的排放门槛、以及是否应当适用其他人权与可持续性准则，这些内容同样差异很大。这些不一致正在削弱加快绿氢生产与使用的努力。
绿氢生产者与消费者需要清晰且一致的规则，以便进行长期规划，包括锁定承购协议、融资（股权、债务、保险和投资担保），并获得政府与社区的批准。清晰的全球标准支撑政策与项目开发，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并有助于培育市场对绿氢的支持与信心。
绿氢是指以 100% 或接近 100% 的可再生能源通过水电解制取的氢，其温室气体排放接近于零（取 12 个月期间的平均值，即每公斤氢不超过 1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1 kg CO2e/kg H2）。
因此，GH2 的首要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建立界定绿氢并认证绿氢生产的全球标准：绿氢标准（Green Hydrogen Standard）。
符合绿氢标准的绿氢项目可获得使用「GH2 绿氢」（GH2 Green Hydrogen）标签的授权，并有资格获取和交易 GH2 绿氢及绿氨等衍生物的原产地证书。该标准为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了确定性与透明度，确保绿氢名副其实：即用可再生电力制取、并且在排放、环境社会与治理（ESG）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符合最高标准的氢。
对于释放绿氢潜力而言，全球性做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们承认，自然资源与能源市场的开发属于主权政府的职权范围，应以本国公民利益和国家发展为目的行使。绿氢将在全球数十个国家生产。每个国家都有需要兼顾的机遇与制约。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最新进展凸显了这些挑战。
2022 年最重要的政策宣示之一，是欧盟委员会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提出的 REPowerEU 方案。其中可再生绿氢的目标被上调至到 2030 年国内产量 1000 万吨、年进口量 1000 万吨。作为该方案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两项「授权法案」（Delegated Acts）草案——即确立哪些非生物来源可再生液态和气态运输燃料（RFNBO）有资格被认定为「可再生氢」的草案法规。欧盟委员会提议的排放门槛为每公斤氢 3.4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其依据是与化石燃料（天然气）参照值相比减排 70%。授权法案草案包含以下要求：绿氢须由新增的「额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制取；产生电力的装置不得获得运营援助或投资援助形式的支持；接入电网的绿氢项目须证明其所产电力不仅来自可再生能源，而且须在生产所在的那一小时内被使用或储存。其中某些方面设有过渡期，直至 2027 年 1 月 1 日（见图 1）。这些要求与 GH2 的做法存在实质性差异。GH2 对这些草案的回应可在此处查阅。
- 同一竞价区，或 - 相邻的近海竞价区 - 价格相同或更高的相邻竞价区
8 月底，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IRA），这是一项具有突破性的气候、税收与医疗一揽子法案。在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领域，它堪称改变格局之举：模型显示，该法案将有助于到 2030 年把美国排放水平在 2005 年基础上降低约 40%，并释放 3700 亿美元的资金与税收抵免，以推动对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合格清洁氢」、电动汽车、热泵和电池储能等清洁技术的投资，同时对高污染的甲烷排放予以处罚。
该法案包含针对「合格清洁氢」的突破性税收抵免，自 2023 年起，按全生命周期排放水平和员工工资水平，向生产者支付每公斤氢最高 3 美元。作为一项替代选择，生产者可选择投资税收抵免，最高可达制氢设施成本的 30%。获得最高补贴所要求的门槛为每公斤氢 0.45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低于 GH2 的 <1 公斤门槛，尽管这些计算所采用的体系边界尚不明确，需要密切关注（见框注）。
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低于每公斤氢 0.45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的氢，可获得每公斤氢 0.60 美元的全额税收抵免（若满足劳务与工资标准则乘以五倍）。
排放量在 0.45-1.5 公斤区间的制氢可获得抵免额的 33.4%；1.5-2.5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的为 25%；2.5-4 公斤的为 20%。
需要密切监测能源部（DOE）及其他机构如何界定排放测量的「体系边界」，尤其是对以天然气为基础的灰氢和蓝氢项目中逸散甲烷排放的处理方式。《通胀削减法案》规定了「生命周期分析」，但仅限于「直至生产点为止」。一个选项是采用 GREET 模型，这是一套成熟框架，用于处理各类制氢路径从源头到出厂（WTG）的温室气体排放（包含隐含排放），不过独立核验排放的流程仍不明朗。
在某些司法辖区，例如澳大利亚的氢能原产地担保机制，监管方干脆回避了门槛问题。澳大利亚政府的机制涵盖源自煤炭、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氢，对排放不设限制。该机制转而将「测量并展示一单位氢如何以及在何处生产的关键属性，包括其碳强度」，从而让客户「选择最适合其需求的产品」，也就是让市场决定需求与定价。
显然，这三个辖区对「绿氢」的定义与认证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在欧盟，尽管 REPowerEU 方案明确偏爱由可再生能源制取的绿氢，但偏高的排放门槛似乎是为容纳排放量大得多的蓝氢项目而设计的。严格的「额外性」准则可能大幅压缩绿氢的产量与进口量。在美国，「合格清洁氢」预计将包含大量化石燃料制氢，尽管对温室气体排放最低的项目存在明确偏好。
在这三种情形下都重要的是，必须强调细则尚未最终敲定。这些路径都未能充分处理与绿氢生产相关的环境、社会与治理问题。绿氢生产者需要管理广泛议题，仅举数例即包括土地利用规划、用水（及海水淡化）、健康与安全、社区磋商、劳务与人权考量。同时也存在借助绿氢开发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机遇。这些挑战与机遇需要纳入绿氢标准，正如拟议的 H2Global 资助概念中的各项准则所阐明的那样。
绿色氢组织目前正与一组国家就其规则和氢标准展开对话；设想是绿氢标准将成为其监管环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预计一些政府仍将继续根据本国需求和比较优势推动不同的定义与标准。定义与标准在近期不太可能趋于一致。
人们常常询问 GH2 打算如何管理我们的全球标准与新出现的国家和区域要求之间的张力。答案相当直接。并不存在张力。所有政府都对境内活动制定规则。在绿氢生产的排放状况方面也不例外。那些决定遵循绿氢标准的政府，将可以在标准之内举证证明其满足了本国要求。
例如，GH2 对北非某拟向欧洲出口绿氢或绿氨的项目进行认证时，可以包含对该项目是否「具备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RFNBO）条件」的评估。这样一来，一次认证流程即可用于独立核验该项目既符合全球绿氢标准，也符合适用于进口的欧盟相关规则。
另一个例子：如果美国某生产者决定按其绿氢标准认证自身的绿氢，那么他们可以依据绿氢标准（基于「经济中氢与燃料电池国际伙伴关系」开发的方法）核验排放为每公斤氢 <1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并同时依据《通胀削减法案》下正在制定的「直至生产点为止」体系边界，核验其达到每公斤氢 <0.45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的门槛。
澳大利亚的生产者可以通过一套协调程序，使其排放按澳大利亚国家氢能原产地担保机制获得认证，同时使其产量按全球绿氢标准被认证为「绿色」。前者确认排放已按国家标准测量；后者确认排放低于每公斤氢 1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并且项目满足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及发展指标方面的全球最佳实践，从而符合使用「GH2 绿氢」标签的授权要求。
GH2 的程序设计旨在避免繁文缛节与重复工作。在绿氢标准下，证明遵循了可信且全面的本国要求，应被视为足以满足 GH2 的资质认可与认证要求。本国要求的可信度与全面性将作为独立评估流程的一部分予以考量，包括与项目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磋商。
随着具体国家法规的确定，GH2 将根据绿氢生产者和绿氢客户的需求调整这些程序。在此期间，绿氢标准为寻求按全球最佳实践快速推进项目开发的开发者，提供了可信且全球适用的参照点。
GH2 将继续倡导在排放与可持续性标准方面实现更大趋同，这将降低开发者（及其客户）的合规成本，同时确保不断成长的绿氢产业排放接近于零，并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