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国际海事组织（IMO）的生命周期评估（LCA）指南对绿色船用燃料的未来至关重要

为何国际海事组织的《生命周期评估指南》对绿色船用燃料的未来至关重要
本周，国际海事组织（IMO）船舶温室气体减排会间工作组（Intersessional Working Group）正在伦敦开会。下周，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即将召开。多数关注理所当然会集中在推动——或可能修订——IMO 净零框架的各项提案上。这些决定极为关键，将塑造未来十年航运脱碳的节奏与方向（见我们近期的相关报道：此处、此处与此处）。
但还有另一项并行的工作，其影响或许同样重大。IMO《生命周期评估（LCA）指南》的进一步制定，正由海洋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强度工作组（GESAMP-LCA WG）牵头。正是在这里——深入技术细节之处——将确定关键的市场信号。如果衡量排放的规则软弱无力，激励就会软弱无力，未来的投资便会走上错误的轨道。
在未来数月，我们看到五个关键问题，它们将决定 LCA 框架是加速向真正零排放燃料的转型，还是无意间锁定高排放路径。
甲烷排放如今处于船用燃料辩论的中心。纸面上，在按油罐到尾迹（tank-to-wake）口径评估时，液化天然气（LNG）看似可提供气候惠益（见 DNV 近期关于航运甲烷的白皮书）。但一旦转到完整的井口到尾迹（well-to-wake）视角，图景就大为不同：整条价值链上的甲烷泄漏——从上游生产到船用发动机未燃逃逸——会侵蚀乃至在某些情况下抵消那些惠益。
挑战在于甲烷排放极具变异性，取决于地理、基础设施与运营做法。基于清单的估算始终难以捕捉这种变异性，尤其是「超级排放源」的影响。即便默认假设的微小变化，也会实质性地改变不同燃料之间的竞争力。低估甲烷排放会缩小 LNG 与真正零排放燃料之间的履约差距，从而拖慢对后者的投资。
GESAMP 工作组已就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识别出四种方法选项。在我们看来，只有其中一种——单一保守的全球默认值——是适用的。市场组合平均会让高排放供应链被稀释；取值区间或多个默认值会让运营方得以挑选下限数字；而区域默认值对一种可替代的全球大宗商品并不可行：一旦 LNG 进入码头基础设施，分子便无从区分。
此外，还有一个鲜被承认的结构性问题。根据 2024 版《生命周期评估指南》，纯粹的化石燃料路径不能使用项目层面的实测数据来证明其具体供应链表现优于默认值。这意味着无论采用何种 LNG 默认值，都将在监管计算中实际延续下去，无论后续测量行动揭示出什么。现在设定一个偏低的默认值，风险在于它演变为一张永久的通行证。抵御这一结果的唯一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把数字定准——而且取保守值。
低估 LNG 的上游排放不只是歪曲一种燃料。它会缩小整个船队表面上看到的履约差距，削弱转向零排放替代品的动力。前进之路很清楚：
更大程度地与诸如 OGMP 2.0 四级和五级等稳健框架对齐；
并在数据不确定之处，使用真正保守的默认值。
生物燃料常被当作航运脱碳的近期解决方案，但其气候表现远非整齐划一。关键议题在于土地利用。
直接与间接土地利用变化（DLUC 与 ILUC）是两项最重要、却常被低估的风险。DLUC 发生在土地被直接转为原料生产之时，例如毁林或泥炭地排水，导致即时且往往巨大的碳排放。相较之下，ILUC 则通过全球市场动态产生：既有农业生产被挤占后，会在别处引发土地转用，带来同样显著的排放与环境后果。
这些效应合在一起会实质性地改变生物燃料的生命周期画像——有时达到相较化石燃料几乎无甚气候惠益、甚至全无惠益的程度。虽然应对 ILUC 的方法正在演进，但 DLUC 在许多框架中仍未得到充分捕捉，形成系统性低估的风险。这些风险须通过严谨的分类、可追溯性与持续监测加以处理。
GESAMP 工作组在生物燃料方面已做了一些重要工作。它近期商定了一个把原料划分为低、中、高 ILUC 风险的三类框架，以取代 2024 版指南中较为有限的两类模型。但商定一个框架与把它付诸运作是两回事。关键的下一步，是形成初始的全球原料分类：借助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机制（CORSIA）、加州低碳燃料标准、美国可再生燃料标准以及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已开展的工作，明确各类原料分别归入哪一类。
还有一处被关注较少的缺口：直接土地利用变化。DLUC 参数目前在 2024 版指南中被设为零，等待进一步的方法开发。在它被妥善运作之前，具有显著土地转用影响的生物燃料不会因这种转用而承担任何温室气体惩罚。这与 ILUC 框架至少同等重要，是一处完整性缺口，需要被纳入同一份开发时间表。
利害关系重大。一旦把直接与间接土地利用变化的排放妥善计入核算，某些以食物和饲料为原料的生物燃料相较化石燃料只能提供有限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为负的——气候惠益。一个未能捕捉这些效应的框架，将无法保护国际海事组织（IMO）净零雄心的完整性：如同液化天然气（LNG）默认值那样，它有削弱转向真正可持续且可规模化的零排放替代品之动力的风险
3. 可再生电力：界定何为合格
对氢基燃料——包括绿氨、电子甲醇、电子甲烷——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是如何界定并核实生产中使用的可再生电力。若处理失当，那些由高碳强度电网电力生产的「绿色」燃料，就可能索取与真正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同等回报。
GESAMP 工作组在历届会议上都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尚未就一份可操作的规范达成一致。各辖区的做法正围绕三项核心原则趋于汇聚：
额外性：所用的可再生电力是新增的，还是仅仅转移了既有供应？
时间匹配：发电与用电在时间上是否对应，还是在更长的时段内取得平衡？
地理关联：电力在物理上是否可送达使用点？
这些都不是抽象之问，它们直接关乎电子燃料的环境完整性。与此同时，并网项目的处理带来了额外的复杂性：在可再生能源渗透率高的系统中，僵硬的规则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但过于灵活的规则又有把「可再生」概念彻底稀释的风险。
IMO 在此无需重复发明轮子。既有的指导，如《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范围二指南》（GHG Protocol Scope 2 Guidance，目前正在评审）、近期发布的 ISO 19870-1 标准，以及绿氢组织（GH2）自己的《绿氢标准》，都提供了 GESAMP 可作参考的操作准则。
4. 隐含排放：一致性挑战
另一项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内含排放、嵌入式排放与基础设施排放。可再生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电解槽及相关资产都有生命周期排放，把它们计入可以提升完整性与可比性，但存在不对称适用的风险：若对电子燃料严格执行隐含排放，而对化石燃料或生物燃料供应链却不执行，结果就是结构性扭曲。
一个务实的解决办法或许是设置重要性阈值——排除极小的贡献，同时确保捕捉到显著的排放。这一做法在其他生命周期评估方法中已相当成熟。各条路径之间，一致性才是关键。
5. 碳核算：避免重复计算
随着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愈发重要，如何核算碳流动成了另一重风险。不同的碳来源——化石源、生物源、大气源——对生命周期排放的影响截然不同。此外，行业之间、跨价值链以及信用机制内部还存在重复计算的风险。清晰的系统边界、稳健的分配规则与透明的认证将不可或缺；缺了它们，排放核算的可信度就会受到削弱。
人们容易把《生命周期评估指南》视作一项纯技术性的工作，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监管框架的一根关键支柱，决定了如何衡量排放、如何比较燃料，并最终决定资本如何配置。随着 IMO 推进其净零框架各项要素的定稿，指南的制定将在塑造结果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若制定得当，它能为投资者提供清晰性、确保各燃料路径之间的公平竞争，并加速真正零排放解决方案的部署；若这些缺口持续存在，不确定性与漏洞便会削弱绿色燃料的商业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