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保护工作的下一阶段需要新的伙伴关系

本文由以下人士共同撰写：Steve Reeves（史蒂夫·里夫斯），全球保护事务首席执行官；Darrin Jones（达林·琼斯），国际刑警组织伙伴关系与规划执行主任；Rosemary Nalubega（罗斯玛丽·纳卢贝加），国际刑警组织脆弱社区助理主任。
2018 年，保护工作再也不可能被忽视。
涉及多个大型国际组织的严重指控，引发了公众对援助与发展部门的高度审视。幸存者、记者、政府和公众提出了艰难但必要的问题：各组织是否采取了足够措施防止虐待？相关关切是否得到妥善报告和处置？这个部门是否值得信赖、能够保护其誓言服务的对象？
这些批评令人不安，有时令人痛心，其中大部分是有道理的。
然而，在那段时期，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常常各自为政、有时相互竞争的组织，开始以先前几乎不可能的方式携手合作。联合国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非政府组织（NGO）、监管机构、捐助方和保护问题专家汇聚一堂，共同认识到：任何单一组织都无法独自解决这些挑战。
正是从这种协作中，孕育出如今支撑援助与发展领域保护工作的诸多基础。新标准得以制定，举报机制得到改进，问责期望不断提高，实践共同体相继形成，专业网络愈加巩固。保护工作从组织生活的边缘走入了战略讨论的中心。
这些成就不应被低估。
然而，随着各组织内部保护体系日趋成熟，一个艰难的问题值得追问：在我们努力加强内部保障的同时，是否丢失了最初促成进步的那部分协作精神？
那些企图剥削、虐待或伤害他人的人，并不受治理我们各自机构的架构约束。他们在不同组织、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之间流窜，钻体系之间缝隙的空子，利用信息、专门知识或职责仍然分散割裂的局面。
人道和发展组织开展运作的环境本身正日益国际化。
本地和国际员工、志愿者、顾问和承包商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这种流动性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为个人利用上述缝隙制造了机会。
令人不安的现实是，保护体系的覆盖范围往往停留在组织内部或国家层面，而其试图应对的风险却日益跨国化。因此，预防伤害不仅需要更强的组织，还需要在设计用于保护人们的各个体系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结。如果说 2018 年的决定性挑战是认识到保护失灵确实存在，那么下一阶段的决定性挑战或许是认识到：任何组织、行业或职业都无法独自解决这些失灵。
如今保护工作面临的挑战，很少能恰好契合于组织架构图、专业边界或国家司法管辖范围之内。犯罪者不尊重这些边界。我们的应对必须日益适应不断演变的环境。
长期以来，保护工作主要是通过组织的视角来看待的：重点在于加强内部体系、改进举报机制、开展调查并在机构边界内管理风险。这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职责，必须继续坚持。
但保护事业无法仅靠单个组织的努力达成。
重大风险有时存在于组织之间而非组织内部。它们出现在信息不相通、专门知识彼此孤立、合作机会白白错失的空间之中。
这正是保护专业人员、联合国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日益重要的原因。
多年来，执法部门一直处在保护工作讨论的最边缘。人们对幸存者信任、保密性、刑事化和机构权力的担忧既情有可原，也必不可少。这些关切在今天依然重要。
但保护工作已经成熟。如今对话的重点日益不再是不同部门之间应不应该接触，而是如何才能负责任地开展接触。挑战在于建立起既能加强预防和问责、又能同时维护保密性、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方法、人权标准、数据保护、适度原则和适当保障的伙伴关系。然而，驾驭复杂局面与放任复杂性变成行动障碍之间，是存在区别的。
太多时候，讨论被合作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理由所主导，而不是被合作为何必要的理由所主导。组织可能专注于管理本地风险、本地关切和本地解读，却错失了为更宏大的事业贡献力量的机会。
这正是国际刑警组织的 Soteria 项目（Project Soteria）等举措日益凸显意义之处。
Soteria 体现了一种务实的认识：保护与预防是共同的责任。它为保护专业人员、各组织和国际执法部门创造了合作机会，而这种合作在几年前还不同寻常。
重要的是，这并非基于「执法部门是保护难题的答案」这一假设。
相反，它体现了这样一种信念：保护领域的挑战已变得如此环环相扣，任何单一部门都无法独自解决。
说到底，这不是要把责任从组织转嫁给执法部门，也不是要用刑事司法程序取代现有的以幸存者为中心的保护方法。
Soteria 项目为援助组织提供专门渠道，在招募阶段震慑并识别性剥削、性虐待和性骚扰（SEAH）的实施者。
威胁识别机制（TIS）与国际刑警组织经证实不当行为转介机制（SMRM）协同运作，接收并共享参与援助组织的数据。
各组织可通过一个安全平台上传选定候选人的信息，由国际刑警组织的犯罪情报分析员对照其数据库和成员国网络进行核查。
一旦发现威胁，国际刑警组织将通知相关国家执法机构，后者将在适用的情况下把处理结果反馈给提出查询的援助组织。
其核心在于承认：当不同行动方各尽所长时，预防会更加有效。
保护专业人员了解组织文化、脆弱性和保护措施。联合国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深知在复杂、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运作并坚持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的现实。执法机构熟悉犯罪者的行为、网络、新出现的模式和威胁。每一种视角都有价值，但每一种都不足以单独成事。
如果说保护工作最终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伤害，我们就必须愿意挑战某些限制集体效能的假设、习惯和边界。
今天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风险，或许不再是各组织单独行动不力，而是我们无法携手行动。
自 2018 年以来取得的进展是巨大的。下一阶段在于乘势而上。那段危机时期奠定的基础已经证明：当各部门围绕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时，能够成就什么。
我们现在面临的考验，不是协作是否会产生风险，而是这些风险是否值得克服，以换取预防和伤害保护方式的变革性提升。
如果说过去十年的主题是建设更强大的保护组织，那么未来十年的主题或许是建设更强大的保护伙伴关系。
潜在收益是重大的：及早识别风险、更强有力的预防机制、有效瓦解企图施害者，以及在组织与国界之间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保护。
我们理解，合作并非没有复杂性。不同部门将继续带来不同的视角、职责和正当关切。
合作的风险有限但可控，而潜在收益无比巨大。
问题已不再是保护是否需要伙伴关系。
问题是：在 2026 年，我们是否有决心建设下一阶段保护工作所要求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