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研究：设定塑料产量上限将推高商品成本

有针对性的回收政策可带来比 5% 原生塑料产量上限高出 68% 的回收收益，同时因对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最小而兼顾可负担性
布鲁塞尔（2026 年 9 月 16 日）——根据国际化学品协会理事会（ICCA）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把垃圾收集与回收政策集中于最能减少管理不善塑料垃圾的地区，可实现与全球原生塑料产量上限相同的塑料泄漏削减效果，但经济成本显著更低，塑料回收量则大幅增加。
《终结塑料污染的政策路径评估》是牛津经济研究院为 ICCA 开展的分析第二阶段。它建立在 2024 年《塑料价值链图谱》（Mapping the Plastics Value Chain）研究的基础上，后者记录了塑料产业的全球经济足迹，并考察了限制产量的潜在后果。
报告的主要对比是在原生塑料产量设 5% 适度上限的情景（情景 1），与针对最具减少管理不善塑料垃圾潜力的地区加强收集和回收激励措施的情景（情景 2a）之间展开。
牛津经济研究院以 5% 产量上限情景下模拟得出的泄漏结果作为共同基准，对其余情景进行校准，从而使各情景在回收、价格、产出和福利方面的效应可在同等条件下相互比较。
与 5% 产量上限情景相比，有针对性的收集与回收政策和激励措施将带来：
这些影响将波及全球，但程度因地区而异。在产量上限情景下，家庭生活水平将在东亚下降 385 亿美元，西欧下降 377 亿美元，北美下降 221 亿美元，东南亚下降 88 亿美元，中东下降 61 亿美元，拉丁美洲下降 60 亿美元。所有被模拟地区的家庭生活水平都将下降。
「塑料深度嵌入众多产品和供应链之中，许多用途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轻易替代，」报告作者之一、牛津经济研究院副总监爱丽丝·甘巴林（Alice Gambarin）表示，「这使得塑料需求相对缺乏弹性。当原生供应被设限时，需求不会凭空消失或转向其他材料，而是导致整个塑料价值链价格上涨，推高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降低家庭生活水平。」
相比之下，根据各地区减少管理不善废物的潜力有针对性地设置回收激励，将以低得多的经济成本实现同样的全球泄漏削减目标。在该情景下，南亚回收量可增加 2050 万公吨，东亚可增加 1370 万公吨——模型识别出这两个地区具备最大的绝对改善空间。
「这项研究表明，环境雄心与经济福祉不必相互冲突，」ICCA 理事会秘书、欧洲化学品行业协会（Cefic）总干事马尔科·门辛克（Marco Mensink）表示，「全球塑料污染公约是一个契机，可通过扩大塑料回收和再利用推动全球循环经济发展，同时优先解决全球 27 亿人仍缺乏固体废物收集服务的问题，应对塑料废弃物污染。
研究结论凸显了达成一项全球公约的必要性：动员资金、建设能力，使各国政府能够集中资源，在其社区内最有效地应对塑料废弃物泄漏。
牛津经济研究院独立开展了本次分析，结论反映该院观点。
完整报告与情况介绍可在此处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