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叙事方式与一个新的原住民新闻联盟

在美国，一个新近成立的联盟正试图把原住民记者聚集起来，并与在海外从事类似工作的人建立网络。
「原住民新闻联盟」（Indigenous News Alliance）希望共享和开发内容、创建一条国际新闻专线，并强化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
其成员之一是特里斯坦·阿托内（Tristan Ahtone），他是一名记者兼编辑，在美国原住民新闻领域有着长期的积累，曾在 7 月全球媒体论坛（Global Media Forum）的「触达并反映原住民」（Reaching and Reflecting Indigenous Peoples）专场环节中接受 PMA 访谈。
阿托内属基奥瓦族（Kiowa），担任独立新闻媒体「格里斯特」（Grist）的特约编辑，该机构报道气候变化已有 25 年。他此前曾任《得克萨斯观察家报》（Texas Observer）总编辑和《高地新闻》（High Country News）的原住民事务编辑，并为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今日印第安国度》（Indian Country Today）等媒体供稿。
他还曾任原住民记者协会（Indigenous Journalists Association）主席，是 2017 年尼曼学者（Nieman Fellow），近期参与了原住民新闻联盟的创建。
大会召开前，他与该环节的主持人、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杰米·塔哈纳（Jamie Tahana）一起讨论了原住民记者的不同视角，这种视角与西方的价值观和机构能否相容、以何种方式相容，以及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新联盟。
你可以观看上方的视频，也可以阅读下方的对话内容。
本篇访谈经过编辑处理，以求简洁清晰。
特里斯坦·阿托内：我们的目标显然是尽可能多地从原住民视角开展气候报道。为此我们设有原住民事务团队，我们全部的工作都致力于透过气候视角报道原住民事务。
杰米·塔哈纳：这是不是因为你们把解决方案视为原住民的关注焦点？是因为原住民的故事本身就是气候故事吗？你怎么看这一点？以及在这方面与主流的分野？
TA：我认为气候报道无疑是此时此刻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报道之一。它是发生在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身上的最大议题。不过我认为，我们开展这类报道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仍在形成之中。「格里斯特」已有 25 年历史，而要在过去 25 到 30 年间形成一种全新的报道形态，我想需要大量时间去发展、打磨，并理清气候变化影响我们生活的种种途径。
对原住民而言，气候无疑给我们的领地与家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压力。所以我认为，气候危机影响原住民的方式往往与影响非原住民的方式很不相同，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报道中始终在思考的事，我们努力确保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每一个环节都尽可能带入原住民视角，切实呈现气候变化影响我们的不同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的大量背景与历史。我想这大概使我们的工作与某些报道气候的非原住民记者略有不同。
JT：长期以来，人们对原住民的解决方案、原住民的世界观、科学知识等等视而不见，这正是我们如今陷入气候困境的部分原因。而新闻业仍然常常忽略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你刚才说这是一个差异点，但它竟成为一个差异点，未免有些可惜。
TA：说到差异点，我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仍在于我们作为原住民记者开展工作的方式不同。我认为原住民新闻是不同于多数西方报道风格的一种做新闻的方式。我们做事的方式不同，我们收集信息、呈现报道的方式也不同。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理由与西方记者的理由相当不同。
所以这已经不只是某种不同的方言或腔调。这是我们作为原住民记者工作所用的一种全然不同的语言。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方式与我们的非原住民同仁和同胞有所不同并不罕见；但我认为，这确实为那些并非由原住民运营的编辑部提供了许多机会，让它们从我们的做法中学到很多，并对气候问题及其正在开展的报道作更批判性的思考。
JT：是的，因为你一直深耕原住民新闻，但也为主流、地方、全国和全球的机构工作过，既包括原住民拥有的媒体，也包括原住民运营的媒体，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光谱。你怎么看这种区别？全球媒体最能从中借鉴什么？
TA：嗯，你有多少时间？我大概最能谈谈美国这里的记者。我认为许多美国记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工作与这个国家的基础性文件联系起来，对吧？我们想到的是，作为记者，我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被写入美国的基础性文件之中。你可以看到，我想在新闻业的很大范围内，记者是在为民主工作，在这里往往是为美国式民主工作。你知道，《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报头格言就是「民主死于黑暗」，对吧？
但说到原住民记者的工作，我们的民族共同体与社区跟那些建国文件并不相连，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新闻以非常、非常不同的方式运作。我把它看作一种真正聚焦于自决与主权的新闻学，对吧？这些理念本质上与美国的立国事业、与记者们常常倚仗的那些基础性文件相冲突。所以我认为，此处可以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如果我们能思考我们为何开展报道、如何开展报道以及围绕这些的伦理的不同方式，我们就能真正开始思考以不同方式在我们的工作中切实服务读者与受众。
我想气候方面也是如此。说到底，当我们为报道气候而工作时，我们并不是在为美国民主工作。我们是为这个星球的福祉、为真正意义上的星球健康而工作，对吧？所以当我们思考自己为何做所做的事时，我认为原住民新闻能教给世界上其他记者的众多道理之一是：开展工作有若干方式，思考它也有其他方式。但它们始终服务于一个受众，而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记者无论如何都在做的事。我想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一点基础。至于我们为何这样做，我认为很多时候是另一个问题。我想许多记者可以从更开阔地思考自身工作中获益良多。
我们在为渥太华的国际公共广播（PBI）大会预先准备的简报（Briefing Paper）中，考察了世界各地的公共广播机构（ABC、APTN、CBC/Radio-Canada、KNR、NPR、NRK、RNZ 与 SR、TITV）如何触达并反映原住民受众。
JT：你认为许多机构，就全球意义而言，愿意接受这种不同的视角或不同的做新闻思路吗？因为你知道，有些人把它看作某种「刻在石板上」、理所当然的行事方式，也就是那些里思（Reith）式的信条。他们愿意接受不同的做事方式吗？
TA：一般而言，不，我不这么认为。我显然不了解全世界所有编辑部的状况，但新闻行业里那些规则、规章与视角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总体而言，它们是为了把有色人种挡在这些行业之外。「客观性」这个概念已被争论得令人厌倦。这些规定之所以设立，是为了不让我们带入自身的历史语境、或对情势超出此时此地的理解。新闻业就是这样搭建起来的，以致你在很多时候不必思考过去——除非记者希望你有能力这样做，除非这对报道至关重要，而如果报道本身在质疑政府信息的正当性或你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这显然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就行业能与不能而言，我想还有更漫长、更深入的讨论空间；但据我的经验，多数编辑部总体上对认真探讨开展这项工作的其他方式并不感兴趣。
JT：你谈的是美国的经验，但你说的许多事会让许多其他民族的原住民记者产生强烈共鸣。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在毛利新闻中也有过相似的经历，还有那些建国文件——也许不是第一修正案，而是《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凡此种种，相似之处很多。你看到第一民族与原住民记者之间有怎样的团结？或者有没有可以互相学习的例子与途径？
TA：如今有非常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因为我们能够接入互联网，从而可以彼此沟通。此刻我就能与在地球另一端的你交谈，我们可以谈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想法。能够与其他原住民记者和编辑部共事，带来了巨大的不同。所以我认为，这种团结正得以进入某种沟通时代，我们真正能够实时地彼此协作。你可以从新成立的原住民新闻联盟看到这一点：来自全球各地的原住民编辑部和原住民事务通讯列表都在其中，能够就内容分享一直到调查报道等一切事务实时协作。
我们在原住民媒体大会（Indigenous Media Conference）、世界原住民广播网络（World Indigenous Broadcast Network）等地的理念交流中也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在这些场域里我们常常一起工作、沟通与分享。我想这些对非原住民的编辑部和记者来说往往并不容易被辨识或看见。但我认为，这同样说明了我们所做的事与做事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行业是否愿意接纳我们的工作、参与其中，还是继续把我们隔离在某一角。
JT：你提到了仅仅在几个月前才正式启动的原住民新闻联盟。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对它有什么期许？
TA：嗯，总体上我们希望确保所有原住民新闻编辑部和事务部门能更容易地分享内容。我们希望确保我们一定程度上拥有一条属于原住民媒体的新闻专线，使我们能够转载来自加拿大、新西兰或美国其他部落媒体同仁的报道，使我们能够共同把故事推出去，并且在报道同一题材时或许可以避免在许多时候重复劳动。我们能够保持联络，共同弄清如何携手分享资源。
我想更宽泛地展望未来，我们正在思考的是如何开展多得多的跨境合作，尤其是跨境调查报道。我们的议题、我们应对殖民政府或产业界等等的方式往往十分相似，而且往往是同一些企业在我们的不同社区或领地上运营。所以我认为，有很多机会开始开展这类跨境工作，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所处阶段——思考如何分享资源，如何做更有影响力的工作，真正服务于世界任何地方的受众。
JT：最后再说一点，这当然是为全球媒体论坛而谈的，那是一个面向全球媒体机构的会议。我们所谈的内容——比如偏远的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对他们而言为何相关？为什么这对国际机构很重要，无论从和解还是从内容的角度？
DB：因为我们是全球共同体。在拉贾马努（Lajamanu）、佩皮梅纳蒂（Peppimenarti）或坦南特克里克（Tennant Creek）——那是我成长的土地，属于强大的瓦鲁芒古人（Warumungu）——正在发生的故事，对全球受众同样重要，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是一个由人构成的世界。而此刻把我们在这间演播室里与从你所在之处、从欧洲各地、从世界各地加入并共聚于这场极为重要的大会的你们连起来的那条线，就是故事。是我们如何为故事搭建平台、我们如何讲述它们、谁有机会发声、那些影响我们作为一个星球彼此相看方式的细微决定是什么。所以这是关于人的事，也是关于故事的事。
还有那句很妙的老话：一只蝴蝶在某个大陆扇动翅膀，就能在世界各地激起涟漪。我们还不知道，当我们听到彼此的故事时那会意味着什么，正因如此，我们都要理解彼此的故事才格外关键，最终我们也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彼此。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份事业，也是为什么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键——尤其是因为我们正看到我们所做的工作受到挑战。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在抬头、在增多，居于非凡权位者对媒体的种种攻击——这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更加坚定站稳的时候。
KW：是的，我正在回味丹（Dan）所说的那番话，还有杰米，看到你的面容，想起我们在 2024 年渥太华的国际公共广播大会（Public Broadcast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上相遇。自那以后，丹和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及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围绕一个原住民群体继续展开对话。我觉得这些声音正在全球范围内升起。作为第一民族，我们本就彼此互联，更宽泛地说，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也是如此。
而对我来说，你看看这些对话之间的悬殊，看它们有多么不同——就好像有两条各自独立的对话在进行。一条是第一民族的对话：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工作，采用一种立足社区的方式，每个人的意见都被考量、被珍视，我们一起前行；另一条则是围绕拥戴某一位掌权者的全然不同的对话，以及那种关于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如何前行的分裂视角。
我想在中间某处存在我们所有人都能合作的方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分享那些故事：讲清第一民族如何凭借相当先进的政治体系非常成功地做到过这一点，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延续数万年的团结理念。
DB：对于全球广播机构，我有两项行动呼吁，此刻你们正在观看我们、与我们此刻所言产生连接。第一是：你们如何能够参与到一个——我们就称之为原住民媒体联盟吧——这样一个有助于讲述故事、把世界各地第一民族的声音托举起来并真正放大的机制中？第二件事是：作为每一家国家广播机构，在你所负责的辖区、你所播出的地方，你正在做些什么来提升第一民族的声音？作为个体广播人，你、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什么？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反思的事，我希望你们愿意抽些时间去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