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萨尔·加维里亚谈《时代报》：「各条阵线的禁令把我们引向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对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Comisión Global de Política de Drogas）成员、哥伦比亚前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César Gaviria）而言，这一议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各国应当意识到，毒品贩运是一回事，毒品消费则是另一回事，而应对这两种现象的政策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道理很简单，那样做「没有意义」。
加维里亚就本周四由他所任职的这个国际机构提交、并分析在全球范围内应对这一问题若干方面的报告，接受了《时代报》（EL TIEMPO）的采访。问：这个由前总统们和毒品问题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这一议题已经有些年头了，他们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来自美国、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前国家领导人和专家们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正是这一点使得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成为一个思想库，在世界所有国家的毒品政策方面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它发布的文件内容十分丰富，又简明清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报告中提出要对毒品贩运的处理方式与对毒品消费的处理方式作出区分，各国有必要把这种区分搞清楚，这有多重要？
必须设法避免把打击犯罪组织国际毒品贩运的那套政策扩展到毒品消费领域。举例来说，在拉丁美洲，安全问题与毒品贩运问题极为重要；而在欧洲，人们在意的是消费问题，想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并不容易。哥伦比亚是全球毒品贩运世界中的关键国家。安第斯地区生产的毒品从这里输出，运往美国，也运往欧洲。
打击贩运的这项政策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而且我们把它做得很好；但是不能把这同一种做法施加到毒品消费者身上，对中学里的学生、对去酒吧的年轻人，应当实行一套不同的政策。因为如果试图对所有人都采用同样的办法，最终只会把数以万计的人变成罪犯，这样做没有意义，也不现实。但愿人们能够懂得这不是一回事：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不能把施加给毒枭的那套政策施加到年轻人身上，那毫无意义。本周四即将公布的报告指出，总体来看，各国采取的压制性应对措施所带来的结果，恰恰是毒品生意和有组织犯罪的增长，您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什么？
我认为，不能沿着「凡是压制性的东西都是坏的」这个思路走下去。当一个国家的主要毒品问题集中在安全和国际贩运上、而并不那么在消费上时，就不能低估各国为应对这些问题而实行的全部压制性政策。比方说，哥伦比亚有两套措施：一套针对消费，一套针对贩运。而哥伦比亚为限制和切断贩运所采取的行动，对全球政策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的消费政策不应以禁止主义作为根基。不过我们此刻确实在努力使针对消费的政策更接近欧洲的做法，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学到很多东西。
以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报告结论为参照，您如何分析洗钱问题的总体态势？
人们所采取的措施存在一个局限，这就是银行保密制度一直在逐渐消失，因为它给其他各种合法与非法活动叠加了数量庞大的麻烦。这就使人们更难分辨：什么时候涉及的是腐败问题、是逃税问题，或者是投资者分散风险的问题，而什么时候涉及的才是毒品贩运问题。在您看来，以禁止主义为基础的毒品政策，其消极之处有哪些？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毒品贩运——而对安第斯地区来说，贩运的中心枢纽就是哥伦比亚——那就不能把为冲击、削减和打击贩运所做的一切一笔抹杀。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在毒品消费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向好几个欧洲国家、向美国的若干个州大量学习。在亚洲，由于历史和宗教方面的原因，要把对消费持宽容态度的理念推销出去要困难得多，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一个国家的主要毒品问题集中在安全和国际贩运上、而并不那么在消费上时，就不能低估各国为应对这些问题而实行的全部压制性政策」——塞萨尔·加维里亚（César Gavi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