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全球奖

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首席执行官加里·贝克（Gary Baker）近日采访了弗兰克·范克莱（Frank Vanclay），后者因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影响评估（SIA）的理论与实践而荣获2026年全球奖，其贡献包括撰写关键性全球指导文件、担任多部社会影响评估著作的主编，以及主持《影响评估研究手册》（Research Handbooks on Impact Assessmen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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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国际影响评估协会首席执行官：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影响评估协会2026年度奖项系列。在本系列中，我们力求对今年的各位获奖者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开场，我非常高兴能邀请到弗兰克·范克莱。他是我们今年全球奖的获得者。
你们中的许多人早已通过弗兰克多年来的著述、影响力以及在各论坛上发表的精辟见解而认识了他。这次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直接听他谈谈那些促使弗兰克——或者说帮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影响因素。欢迎你，弗兰克。衷心祝贺你获奖。我们就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吧。你怎么会坐在这里？是什么把你带到了这里？又是怎么会从事社会影响评估的？这些其实可以合成一个问题。
弗兰克·范克莱，全球奖获得者：嗯，如果我们说的是获得全球奖这件事，这么说也许有点奇怪，但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路的。我仿佛天生就是要发展社会影响评估的。这是我一生的热情所在，而我人生经历的一切都在以某种方式把我带到了这里。
我1960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父母是荷兰移民。作为一个移民家庭，我们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也搬过很多次家。所以我既有一种离乡背井的感觉，同时又对变化、对去不同的地方、对理解融入和欣赏所需的要素感到坦然。我是文化地理学教授，也是社会影响评估与管理教授。文化地理学是研究「地方」的学科，而实际上所有研究地方的教授都是离乡之人，因为当你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时，你就会意识到自己与景观、与特定环境、与特定情境的连接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他人。
我们不仅经常搬家，而且我的父母都是有学问的人，我是四个孩子中的第三个。我成长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但我们会谈论政治，谈论社会公正问题，那算不上——嗯，算不上激进主义的温床——但确实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意识养成。所以我很小年纪就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有很强的理解。其实有点相关的是，虽然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但我的名字其实是弗朗西斯，取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可以说他是动物和环境的守护圣人。我的中间名是马丁，是特意根据马丁·路德·金牧师取的。所以社会公正这一维度早已隐含在我的名字里，这一点别人对我讲了一辈子。
我主要在昆士兰州的麦凯上学。它大致位于布里斯班和凯恩斯的中途，地处热带，所以那是一个环境迥异的地方。顺便说一下，我现在是从荷兰的格罗宁根和你们交谈。过去16年里，我和我的妻子安娜·玛丽亚·埃斯特韦斯（Ana Maria Estevez）一直定居在荷兰。但在很多方面我是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麦凯成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环境，因为那里有大量增长、大量进步，也有大量腐败。当时州一级的政府很糟糕。
我的家人在澳大利亚各地旅了很多次游——我们有假期，会去丛林徒步、露营之类。我的热情是在红树林湿地里划独木舟。湿地和红树林的一个特点是，它们被视为无用的沼泽、毫无价值的荒地，是房地产开发之类项目的绝佳对象。所以它实际上是丧失得最严重的环境之一。当你认识到红树林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和生物多样性时，这种对红树林的破坏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那么多增长和开发不是因为良好的规划，而是因为腐败和贪婪时，这真的会给你一个看待发展应当如何发生的不同视角。
那时我就能够看到，当地方发生变化时，它不仅影响作为生物物理实体的环境，也影响人们、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对环境问题有双重兴趣，但尤其是——这也是我的贡献所在——这样做的社会后果是什么？
于是我1978年上了大学，进的是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一所相对年轻的大学，我读了环境研究学士学位，结果把社会科学方向的选修课全修了。因为这是一所新大学，它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学者，所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同样，因为这是一门全新的课程，那里的很多学生是成年学生。所以我本科岁月成了一个非常迷人的熔炉，汇聚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术影响等等。在完成了侧重环境社会科学问题的环境研究学士学位后，我继续在该校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工作，从事大量关于环境问题以及人们如何受其影响的不同研究项目。我意识到自己需要掌握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和统计技能，于是攻读了一个相关的硕士学位。最终，我开始了关于北昆士兰旅游社会影响的博士研究。
1988年，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格里菲斯大学举办了年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影响评估协会的会议。从那以后我几乎每次都参加。实际上，今年，2026年，将是我第35次参加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年会。所以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我是一位职业学者，但我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注重应用、非常务实的学者，我确实做到了把理论与现实和务实结合起来。而国际影响评估协会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与现实世界相连的绝佳环境。国际影响评估协会的年会是从业者、政府人士和学者之间的美妙融合，所有的明星人物都在场。也许现在其中之一就是我，但我年轻时，当然，那些人物是查理·沃尔夫（Charlie Wolf）、雷贝尔·伯吉（Rabel Burge）、尼克·泰勒（Nick Taylor）和汉克·贝克尔（Hank Becker）这样的人。加上国际影响评估协会有精彩的实地考察，所以对我来说，参加一次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年会本身就是一种野外工作。它把我与国际影响评估协会里所有的参与者真正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把我吸引进了这个组织。正因为建立了这种联系，我得以做了很多事情。我主动承担任务，我被指派任务，我担任了社会影响评估专业组的协调人，我从1997年到2000年担任国际影响评估协会的理事，如此等等。
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还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制定一套国际原则。我们当时已有社会影响评估的机构间准则与原则，但它们太美国化了——是以美国为基础的——是时候有一套更具国际性的东西了。于是我启动了一个流程，通过主持工作坊来讨论这会意味着什么。我以为这相对容易，因为机构间准则与原则已经很好了。我想，把它国际化应该不会太难。但实际上，当你把某样东西国际化时，它要复杂得多，因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问题。对社会影响评估的目的本身也需要做出改变。所以我原以为是一件简单的任务，结果成了五年的……算不上磨难，因为实际上我享受其中的每一分钟，那是一个美妙的学习过程。但最终我们在2003年制定了《社会影响评估国际原则》（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这些原则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在那之后，就是指导文件了，因为困难之一在于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这些国际原则，而准则必须在就原则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出台。所以高层次议题——社会影响评估应当秉持哪些价值观和原则——与实践性指导之间是有先后之分的，后者要稍后再来。又过了好些年，我才重新有精力着手一个大项目。于是在2007至2008年前后，这个流程再次启动。编制指导文件又是一项浩大的任务，同样要努力与不同群体的人讨论它应当是什么样的，努力达成某种共识。这花了许多年，2015年我们终于完成了指导文件。
加里：很有意思——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关于我们所看到的进步和这些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在某些社会影响评估实践中。如果我们借用变革理论这个说法——它是自上而下产生的，还是更多自下而上，通过看到不满、看到实地的问题，然后由此催生变革？这两者在何处交汇？
弗兰克：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两者都有。社会影响评估不仅仅是一个社区参与的过程，实际上在国际影响评估协会里，除了社会影响评估专业组之外我们还有公众参与专业组，因为支撑这两套话语的是不同的方法论和不同的理念，尽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同一件事的。但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影响评估是一个思考项目可能带来哪些社会影响的分析过程。它也是关于如何规划应对那些问题的。它不仅仅是让社区在这个进程中拥有发言权的过程。但两者是相关的，因为社会影响评估坚信其重要性，我们可以说社会影响评估在某种程度上使社区得以在决策中发声或代表社区，但实际上社区应当在决策中有自己的发言权。社会影响评估有别于对恰当参与和恰当协商的真正需求。
加里：如果再往前一步，就会涉及到另一个话题，我认为对很多会员来说非常有趣，那就是技术进步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人工智能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社会影响评估能否数字化？还是说这些价值观如此根本，以至于它永远都会是一个难题或挑战？
弗兰克：我一直在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当然，作为一名学者，这是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到什么才构成恰当的贡献和作者身份等等——所以有很多问题。虽然我同样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好处以及它能如何帮忙（在我们最近发表的一篇综述前沿论文中，我们就人工智能可能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相当的讨论），但它也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威胁，因为人工智能绝不应取代所需要的参与。所以人工智能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可能的影响是什么——这一点我可以接受。我认为人工智能会帮助那些对这个主题了解不多的人，以及那些不想认真做事的顾问，但在我看来，正当的社会影响评估应当超越仅仅使用人工智能。它需要真正思考问题是什么，需要与当地社区进行恰当的参与。
加里：多年来，你主持了非常成功的博士项目，指导了很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你是如何在这些与你自己的研究、教学、学术著述和撰写指导文件之间取得平衡的？你从哪里找到那种融合的？
弗兰克：嗯，我认为这种融合本身就是优势之所在。我是谁、我知道什么，部分原因就在于我带过的所有博士生。我自己做了大量原创的、第一手的研究，但就不同背景下的社会影响评估而言，那主要是通过博士生完成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说自己是一名管理型研究者，通过支持博士生，我得以接触到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不仅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并有望开启非常富有成果的职业生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了海量的东西。
加里：抱歉，我知道我们时间不多了，但还有几个问题我很想深入探讨。一个是，作为一个专业领域，你如何总体评估社会影响评估的现状？你对它发展的方向抱有希望吗？你对它的走向乐观吗？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以你现在所知的一切，如果要对当年在昆士兰刚踏上这条路的年轻弗朗西斯·范克莱说些什么，你会说怎样的话？你现在会对自己说些什么？
弗兰克：嗯，这里面牵涉很多。眼下的世界正处于一个糟糕的时期，而且我相信，鉴于我们有一些糟糕的领导人，各种政治领导人会利用这一点来制造负面的改变。良政和世界目前都面临着真正的风险。我希望未来会出现一代更有效能的领导人——他们能看清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届时社会影响评估这类事物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短期内，我们面临的将不是一个很舒适的阶段，但从更长远看——社会影响评估是为了做出更好的决策，而且对企业来说它也不是成本，因为它将有助于避免未来将会出现的问题。
加里：归根结底，我会说它延伸到影响评估的方方面面。那么你最终想传递的信息——以你现在所知道的——会是什么？
弗兰克：嗯，我最终想说的是，社会影响评估很重要。它是为了做出更好的决策，从而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
加里：弗兰克，你为这一进程、为让人们走上这条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一定要找时间和你好好长谈一次，因为这里面还有太多可以展开的内容。我们会做到的。但就这次颁奖而言，再次感谢你的时间。祝贺你获奖，我期待在魁北克见到你。